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社会伦理道德基础、是人们遵循的标准、主导着人们看世界的眼光，主宰着人们前进的方向。没有这些，一个民族将沉沦，无论物质基础搞得多好，并不会广泛地得到尊重。据报载，国外某国，各国人士都去旅游，而唯独用中文写出“此水池禁止洗手”，“此处禁止扔废物”等字样。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令人堪忧。我们的公民基本素质有待提高，传统美德在某些现代人身上已荡然无存，灵与肉的分离已不是个别现象。不孝之子屡见不鲜。中国人到国外，如果要代表一个强国，复兴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输出给世界。你输出钱，那你只能成为一个凯子，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常认为西方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帝国是靠掠夺弱势国家的财富起家，其实并不尽然，他们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着圣经；而现在的新兴帝国，也是一手提枪，一手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于内，我们将成为禽兽遍地的野蛮国度；于外，振兴无望。为此我们要跳出这个旋涡，唯有存精华去糟粕地创新，不断强化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观。而不能放任自流不作为，让糟粕取代真理，需以政治与法制手段推行精华部分，惩治糟粕，把公理灌输在人们心中，而不至于是非不分，物欲横流。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出现一种于丹现象，由此兴起当前中国的国学热。这是一种好现象，让几百万人都能自愿去买书读《论语》，读《庄子》，总比让人们脑子里只有娱乐明星好。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中国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机如影随形，恶性狂飙，势若燎原。为从传统旧藏中挖掘可供支持道德复苏、建设先进文化的有用资源，官方和民间人士重新评价儒家，敢信孔子学说或有大用。八十年代中期起，再兴儒学研究之风，整修儒家圣地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文物，复现钟鼓韶乐，操办祭孔大典，可是又一番荣华隆重壮观气象。

      神性宗教力有不逮，“真空”迎来心魔翩迁。举世信仰体系“青黄不接”之际，无论东方西方，迫切需要焕发一种令人茅塞为开、幡然顿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须臾或缺的思想信仰体系，维系人类文明进步于不坠。

      后冷战世界一体化新潮流中，颇有西方学者寄望振兴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潜力非凡的理性意识形态，垂范人类共同信仰（全球伦理），挽救现代科技社会神性信仰衰落之际瘟疫般流行的道德伦理危机。今日中国和世界都大有人在重新呼唤、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孔子和儒家学说。

      三、再认识儒家学说要义

      今日域中，孔子已成为市场热闹花俏的商业炒作对象；孔圣人好像近在眼前，其实还远在天边！从根本上说，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仍是学界无休无止，似乎永远争论不清的ABC。至于儒家学说裨益于中国，抑或害苦了中国，对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及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时是大有可用呢，还是略有可用，抑或应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似一锅黏粥。

      孔子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既不失宗教情怀，无限敬畏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规律性总成）的“天”；又相信天地之间以人最为尊贵，“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处理，“天道”可由人类自己从人性中领悟、索解和运用；从而树立人本和民本观念，确保清纯理性，排除奇迹灵异，不语“怪力乱神”，反对迷信宿命，坚持事在人为，主张积极入世，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锲而不舍、身体力行，贯彻人生“当行之路”的奋斗精神。

     根据这样的信天观，可淡化处理神性天道和非神性真理观之间的鸿沟，模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歧，可与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及传统主流宗教教义的真理内涵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利于调动世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从理性基础上脚踏实地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孔子的“模糊化信天观”，不失为古往今来万物之灵处理“天人关系”最为明智的可选方案。

      孔子思想要旨还有“人生共性指导原则”。儒家阐发“当行之路”，提出了种种关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旨在优化人生的普适性济世理念；内容散见经书各处。

      儒家开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构成儒家学说的主体。金声玉振，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经世致用。

     孔子思想的要旨还有社会发展目的论。儒家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系统工程，落实于驱动发展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实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孔子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近景和远景分阶段大目标：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为实现这样的大目标，儒家开发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广泛领域的政策纲领。这些政策纲领一旦持之以恒，通权达变，触类旁通，必将催生一种保障每个人自身权益，并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效能社会体系，导致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造就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礼失而求诸野”。这些政策纲领的有效性，多已为后世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社会实践证明；未来犹有超越时空、受用不尽、圣训常青的启迪作用。

     儒家学说的“好有好报” 配套工程，是在不断改进完善市场经济报酬机制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项庞大、复杂、细致的历史性开拓任务；要通过法律、政策、制度和办法，尽其所能确保各种各样“好人好事”，特别是道德表率、见义勇为、一时难见实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动等不易或不能用市场价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应有的精神鼓励和实质性报答。不能让人们做了好事反而吃亏，要让“好人”名利双收，率先进入“人间天堂”。

      孔子早就主张“好有好报”制度化，但周敬王那个时候，无论从社会体制和财富实力衡量，都不切实际。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固然万事俱备，犹欠东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必要，而且至少具备了启动“好有好报”配套工程的充分经济实力。

      四、儒家学说服务于高校

     儒家所追求的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可有效地抵御外界不良习气的侵扰，我们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对儒家学说的借鉴应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的内心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培育上。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及后继者大多都是长期从事实际教育的集大成者，如韩愈、王阳明。儒家学说在培养人的心性方面，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认为只有遵守社会的正常秩序，人的个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张扬。

     儒家学说强调，理性约束自己的行为需要个人高度自觉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这切中了当前我们的教育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具体社会公德养成的弊端。我们的一些学生自私、冷漠、缺乏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加之对社会了解少，顺利则自信狂妄，认为谦虚是虚伪，没个性，而一旦遭受人生挫折，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很容易使其走向极端，而儒家所提倡的人的内在修养刚好能补上他们所缺失的部分。

      儒家思想比较推崇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即人在实现自我的价值方面，应该去勇敢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与我们时代提倡个性的张扬不谋而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者爱人”，人的宽、恭、勇、刚，都是生存能力极其脆弱的学生群体所需要的。现代的教育界所兴起的“生存技能”学说中，人的个体社会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被摆在第一位，对于儒家思想，我们只要能够有选择地吸收合理成分，一定会对高校学生的精神面貌产生良好影响。

      儒家思想关于生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阐释，从根本上填补了现在高等教育伦理教育的空白，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学生通过了解儒家文化，加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运用儒家的生活哲学和伦理思想来帮助青年学生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格。

     儒家学说主张人在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应把社会生活中的“小我”和“大我”完美结合起来，个人应该运用自己的一切行为能力去影响、感染社会环境和社会风俗，由“修身”转变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现代大学作为“知识工业基地”和“文化良知港湾”的社会功能和发展目标不谋而合。我们今天推崇儒家学说不是要每个大学人皓首穷经地研读儒家文化典籍，而是要汲取一种文化精神，去改变大学中种种不良风气。现在大学校园多元文化现象急需一种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去整合，否则，就不仅仅是我们的学生个人信仰丧失，而是整体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代写毕业论文对于理想信念的丧失，儒家学说就是一剂有效的文化“良方”。

      现代高等教育的通才教育方式，更需要儒家学说的介入。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沿着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但目前，许多高校的通才教育课程（即大部分的公共课和选修课）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摆设，教师不愿教，学生也只是抱着“混”的思想，得过且过，间接影响了他们专业技能的发挥。儒家学说不仅重视个人技能的培养，也注重社会知识的应用。比如，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种既注重社会知识应用，又注重技能和文化良知培养的思想，从根本上讲与现代教育的期望目标是异曲同工的。

     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再重提儒家学说的社会作用和成功经验，就因为它是本土的，也是千百万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基石，儒家注重社会风气和道德伦理培养的思想和学说，永远值得每个教育工作者学习、理解与尊重。我们现在强调学习儒家学说和理念，也正是为了追求塑造健康完善的人格和建设学风昌盛的高等学府。